我当时认为，思维方式作为传统哲学与文化中最深层因而也是最具稳定形态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传统文化的发展方向和价值取向，如果能够在这个问题上进行研究，取得一些进展，将有助于哲学与文化问题讨论的深入开展。
体是对用而言的，本是对末而言的，虽然前者决定后者，但二者又是不能分离的，离了用，便无所谓体，离了末，便无所谓本。这同儒家所说的人人皆能成圣一样，既简单又高明，所以容易为广大群众接受。
自然不仅是自在自为的存在，而且是最高标准，即所谓极。理作为形而上者，是超时空的净洁空阔的世界，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包括在这个形而上的理世界之中。人虽有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因而有形上形下之分，但只有天地之性，才是人的普遍而真实的本质，性者万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45]。至于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则是超越人的社会伦理而实现自然本体。《易传》和孟子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是从天道出发说明心性，而不是从心性出发说明天道。
[27] 但只有实现自己的心体，才能心与理一，做到一心之中，浑然一理。虽有染心，而常恒不变。这些都是自我超越的本体体验。
但是，这种不离自我又超越自我、不离现实而又超越现实的形而上学，不仅创造了中国和东方的精神文化，而且在现实社会中有补救精神失落的作用。当然，意志还有另一种用法，是指个人的主观意见和私心杂念，孔子所说的毋意毋必毋我毋固，就是指这种意。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的心灵哲学也有它的限定性，对此也需要进行适当的评价和批判，这样才能使它在现代社会中发出应有的光辉。[4] 这里所说的欲，不是感性欲望，而是由主体意向意志所决定的愿望。
心具有认知功能这一点，大多数哲学家都是承认的，此即所谓认知心。中国的心灵哲学没有从分析或实证方面解决人的情感、意志、直觉、体验等问题，说明这些不是分析或实证方法所能解决的。
这种境界的实现意味着与天地同其德，个体生命虽有限而可以达到无限，虽暂时而可以实现永恒。但它同时又是一种价值认识或意义认识。理论辩论被斥之为口耳之学，与人的身心性命没有关系，意向意志及其实践行为和效果才是最重要的。意和志就是指意向、意志而言的，不仅仅是通常所谓意识，中国哲学把意向、意志看得特别重要，从而形成自己的实践哲学。
中国哲学所创造的人格类型，不管是美学的，还是道德的，只要同现代社会很好地结合起来，把心灵中最深层的东西同最高层的东西统一起来，就能够创造出更美好的精神价值。中西哲学都重视人的理性，但西方强调理智理性，中国则强调道德理性、实践理性，因为中国哲学的根本任务是提高人的心灵境界，而不是发展知识，是与世界和谐相处，而不是主宰世界。中国化的佛教禅宗有所谓本心之说，本心就是本体之心，即佛性、道体，此外，它还讲作用之心，即知觉活动。[6] 吉尔伯特·赖尔：《心的概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0页。
按儒家所说，心之本体就是仁，仁者，心也（孟子），仁者，心之本体（朱子）。中国哲学从根本上说是身心合一的，心者身之主而心不离身，身者心之躯而身不离心，因此，它没有形成灵与肉完全分离、心与身完全对立的哲学传统，虽然心的主宰地位从一开始就被确立了。
意之所在便是物之物，并不是客观存在的事物即对象物，而是主体投身于其中的实践活动，例如意在于事亲，事亲便是一物。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仅需要历史意识，而且需要超越意识，不能把一切都看成是历史的。
这当然不能仅仅从智能方面去解决。后来的新儒家即理学家，以儒学为主而又吸收道与佛的思想，完成了人学形而上学，把心灵境界说推向一个新的高峰，使固有的超越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孔子主张志于道、志于学，不仅以道与学为志向，而且以实践行为为其根本要求。中国的心灵哲学不是把人作为对象去认识，而是把人作为有理性、有情感、有意志的生命主体去对待，如果说这也是认识，那么这种认识是直接的、整体的自我直觉或直观。心灵的根本特征，就在于不断地追求，不断地创造，不断地自我超越最终找到人生的归宿。它同西方的行为主义、实用主义确有相似处，但又有重要区别。
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就是对现实的超越。直觉是自在与自为的统一，通过心灵的自我觉解，实现自然的呈现，其结果便是获得一种精神境界，儒家的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道家的不为而自然、莫若以明，佛教禅宗的无修之修，都是用这样的方法获得一种精神境界。
于是，心的超越意义就更加突出了。从心灵的角度而言，则是不以认知为主，而是以意向意志为主。
儒家认为，人就其本性而言，具有一种善或向善的完满性，人在宇宙之间可以挺立，可以堂堂正正作人，并能够参赞天地之化育，为天地立心。那么，经过《大学》的明明德以至于至善，《中庸》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以及《易传》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到宋明儒家的心性之学或心理合一之学，即完成了儒家的形而上的心灵境界说，而道家的人学本体论与佛教的心性体用说则成为它的重要的思想来源。
心之本体虽是善，但意作为心之所发，有时却未必善，这就需要诚其意。心即道、心即理，心即太极、唯心无对，总之，心就是绝对无限体。儒、道两派的学说虽然不同，但在心灵问题上具有一致性。因此，人要实现自己的价值，必须返回到心灵自身，进行溯本探原式的全体把握，此即所谓直觉。
在主客对立的意义上，心作为认识主体，能够认识心之外的一切对象，包括抽象的理和道，知道就是一种认识的超越，即超越现象达到普遍，超越主观达到客观，在这方面最突出的是墨家和名辩家。理学最重要的发展在于，它把心同宇宙本体直接贯通起来，完成了心本体论。
体验固然是一种心灵活动，但不完全是主观的，它有普遍性与超越性的意义，这正是中国哲学所提倡的。正如吉尔伯特·赖尔所说，心不是机器中的幽灵[6]，亦如理查·罗蒂所说，心不是我们的镜式本质[7]。
我认为，最主要的方法是直觉、体验与意志、意向活动，这同理论思辨与逻辑推导之类是有区别的。它从一开始就关注人自身的问题，即人的存在、意义和价值的问题。
心是有限的又是无限的，是相对的又是绝对的。它不是以建构理论为特点，而是以躬行践履为目的。王阳明曾提出一个重要命题：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心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西方一位著名学者马克思·韦伯就是如此，他认为，中国的儒教以适应现实为特征，缺乏超越的理想追求[1]，东方一位著名学者中村元也认为，中国人缺乏形而上的超越思维。
不只是接受某种外在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道德意志并变成自觉的道德实践。把心灵问题看成是精神境界的问题，而不是知识结构的问题。
这个灵，包含许多涵义，超越问题，便从这里发生。[2] 这些看法都是以西方宗教与哲学为参照，进行比较之后得出的结论，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是并不能说明中国哲学的全部特点。
但是，正如道无所不在，超越之心也是在同万事万物的感应中表现其意义。仁本来是心所具有的，但是要实现出来，还需要道德意志的转化，在某种意义上需要克服自我，这从根本上说是行之事，不是知之事，所谓先难后获，就是行而后仁。